自1896年梁啟超在《時務報》上發表〈沈氏音書序〉一文正式揭開“國語運動”的序幕，而“大眾語”亦逐步成為中國語文教育的統一用語。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，官方和民間要求仿效國家政策——以普通話取代粵方言進行課堂教學。現時在教育局的推動下，已有不少本港學校，在推行“以普通話教中文”（下稱“普教中”）的學習安排。在政策檔中，教育局官員強調“普教中”能做到“我手寫我心”，有助學生增強其中文書寫能力。且在中文科以普通話授課，將令學生有較多時間接觸普通話，有助提供語境，讓學生多說多聽普通話，從而提升普通話聽說能力。從教師口中得悉，家長對上述政策甚表歡迎，認為“普教中”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，對趕上國家發展勢頭、增加未來的競爭力有莫大幫助。本文將會探討“普教中”政策的實施，並參考有關政策移植的比較教育研究，從而分析“普教中”在香港教育環境實施的成效和限制。

大學教育無疑是追求學術卓越，綜合大學的中文主修學習當然朝著學術專精方向發展。筆者任教香港教育學院開辦的“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”課程的“現代漢語”科目多年在學院確立“超越教育”的新發展方向中，不斷反思師資培育課程的中文主修學習的定位問題。本論文通過“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”課程的“現代漢語”科目教學和學習成果分析，探討師資培育課程中學科學習的意義。